王之卓：中国摄影测量与遥感之父

发布日期：2018-05-02 00:00 浏览量：1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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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武汉大学信息学部碧波荡漾星湖东滨绿荫怀抱、蜚声中外的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门厅，一尊塑像面带慈祥的目光含笑欢迎你，这尊饱含学识和儒雅气息的塑像就是当代中国摄影测量与遥感之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家一级教授、原测绘科大名誉校长王之卓。1998年，他曾以九旬高龄摘下第七届陈嘉庚地球科学奖。陈嘉庚奖是中国科学最高奖项之一，由中国科学院学部负责评选。主办者还多次表示要把它办成中国的诺贝尔奖。事实上陈嘉庚奖的颁奖仪式就是模仿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进行的。
　　颁奖大会在陈嘉庚1918年创办的南洋华侨中学举行，新加坡前总统黄金辉、陈嘉庚家族代表、中国驻新加坡大使以及许多国家驻新加坡使节出席了颁奖仪式。
　　在获得此次奖项的八位院士当中，年近九旬的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名誉校长王之卓院士是最年长者。他鹤发童颜，寿眉下慈祥的双眼神采奕奕。
　　狮城对他来说似曾相识。60多年以前，他曾两度乘远洋海轮途经马六甲海峡停泊此港。第一次是1934年夏，他和考取第二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一行26人同舟赴英，轮船途中曾停靠新加坡，那时他才24岁。第二次是1939年夏，他学成归国。与伴读的发妻齐严淑携5岁的长女和刚诞生不久仍在襁褓中的次女，风雨同舟，回返抗日烽火中的祖国，共赴国难。
　　他是中国第一位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航空摄影测量学者。
　　他又是罕见的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金博士”。1989年2月，为了表达对他以及他为科学，特别是为摄影测量与遥感所作的贡献，联邦德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专门为他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举行了庆祝活动。柏林工业大学授予他“金博士证书”，专门出版了《王之卓教授金博士纪念册》。
　　他还是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终身“荣誉会员”，早在1938年就参加了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国际摄影测量学会第五届学术讨论会。50年后，1988年7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第十六届大会上，他荣获该学会授予的“荣誉会员”证书，成为全世界获得该学会这一殊荣的在世七位国际著名学者之一。
　　他也是当代中国测绘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为此他奋斗了60多个春秋，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他就和夏坚白、陈永龄合著了一整套四部测量学大学教科书——《航空摄影测量学》、《测量平差法》、《大地测量学》、《实用天文学》，对新中国测绘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他以古稀之年编著出版了《摄影测量原理》一书，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和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1986年他在77岁高龄时又编著出版了《摄影测量原理续编》，获全国优秀测绘科技图书一等奖。这两部文献代表了中国摄影测量科学水平的专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90年5月，他以81岁高龄又编著出版了长达近百万字的科学巨著《摄影测量原理（带遥感）》英文版，向世界各国展示了中国摄影测量与遥感的最新成就与发展，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1992年10月，该巨著荣获中国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特等奖。德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主席、卡尔斯鲁厄大学汉斯—皮特·贝尔教授读了该巨著之后在德国《摄影测量与遥感》杂志上著文评论：“几乎没有人能够相信，这部长达92万字的权威性的经典著作是出自一人之手，而且著作的内容是该领域的核心部分，作者又是在81岁高龄完成的。”
　　1928年春，王之卓19岁，风华正茂，正在江苏南通中学读高三。这一年举办了全国中学生英文作文竞赛，他欣然参加，挥笔写下英文作文《一个青年人应确立在他的一生中为什么而奋斗？》，文章被选入《1928年全国中学生英文成绩》一书，由世界书局出版。
　　同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1932年毕业时成绩全校第一名。
　　1934年，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副董事长、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等为振兴中国科学事业用庚款选派第二届公费留学生，王之卓被录取。
　　1934年7月，王之卓和其他25名同期留学生一起乘海轮从上海起航，经香港、新加坡穿洋过海。在20多天远航中，王之卓常在甲板上眺望东方，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思念和挚爱……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古代曾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进步起了伟大作用。中国古代测绘成就卓著，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相传公元前夏代《九鼎》乃是体现测绘技术的原始地图，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生动描绘了4 000多年前夏禹治水的测绘情景：“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海轮破浪西行，王之卓抚今思昔，心情激动而又复杂，像大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他深知任重而道远，坚信乘风破浪会有时……
　　1934年8月，船抵法国马赛港。尔后，王之卓等越过法国本土和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学习。
　　初临雾都伦敦，只见烟雾笼罩着海港、伦敦塔桥、圣保罗教堂、托盛尔城堡、白金汉宫、泰晤士河。王之卓无心观赏这大英帝国首都，苦苦地寻找安身住所，竟屡遭英国房东的蔑视；弱国、鸦片战争、庚子赔款的耻辱再一次震撼着王之卓。
　　王之卓等四人进入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土木系，他们憋着一口气苦读一年，获得了文凭。但该校测量课程很少，土木系里只开点地质课，搞些地质实习。那时，德国的测量科学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王之卓与陈永龄、夏坚白想转学德国，但规定他们只能在英国学习。
　　正当此时，恰巧李四光应英国皇家学会邀请来讲演中国地质学。在李四光的鼎力帮助下他们如愿转国求学。
　　1937年7月，王之卓获得了柏林工业大学特许工程师职称并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被德国摄影测量科学家拉赫曼教授选为其博士研究生，主攻航空摄影测量学。
　　1939年2月9日，王之卓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柏林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利用立体测图仪进行空中三角测量时系统的比例尺及交向误差的影响》得分为最优秀。直到50年后柏林工业大学授予他“金博士证书”仪式上，当代国际著名摄影测量与遥感学者、德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主席阿克曼教授，对该博士论文仍有很高的评价。
　　进入而立之年的王之卓终于结束了他的求学生涯，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工学博士的航测专家。他归心似箭，辞别博学而又正直的导师拉赫曼教授和同学好友，扶着怀孕已八个月的妻子，携着年仅五岁的女儿，踏上归国万里路。1939年4月8日，归国途中，他的次女守范出生在花都巴黎第十四区一家医院里，法国护士小姐还给其取了个法国的名字——“西蒙娜”。随后，王之卓又挈妻将雏乘东方快车到水城之都威尼斯登海轮，远渡重洋经新加坡抵香港，回到处在抗日烽烟中的祖国。
　　回顾60年前拿到博士学位就选择了回国，王老对笔者坚定地说：“始终觉得回国是理所当然的事，从来就没有想过会留在国外。”
　　1939年8月，王之卓回到阔别五年之久的祖国。
　　此时，陈永龄、夏坚白也在昆明，分别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和同济大学（由上海内迁至昆明）。他们三人开始合编一套测量学大学教科书。
　　王之卓是喜欢读书搞研究的人，抗战胜利后，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任工学院院长。他认为，“学问和经验本来是没有穷尽的，培植一个青年工程师，一半靠学校，一半靠社会和事业实践”。
　　在教学实践中，王之卓深感教材的贫乏是一大问题。为了弥补我国测绘教材的奇缺和落后，促进我国测绘教育的发展，他与夏坚白、陈永龄把心血倾注在测量学大学丛书的编著与修改上。其中《航空摄影测量学》总结了中国航测自20世纪30年代起步以来的经验，概括了三四十年代国际摄影测量先进的理论与成果，为此他付出了更艰辛的劳动。但三人合编的这部教科书以及《测量平差法》、《大地测量学》、《实用天文学》这一套测量学大学丛书，仅出版了《测量平差法》，其余三部却难以出版……
　　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从挑起内战走向全面崩溃，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之职竟无人问津，38岁的王之卓毅然出任上海交大校长，在困境中勉强维持局面，暗中保护进步师生，反对军警特务来校逮人，组织护校应变。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他与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等五位大学校长又巧妙摆脱国民党当局胁迫，坚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他为新中国奉献出一个完好的上海交大，保留了珍贵的人才。
　　“雄鸡一唱天下白。”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王之卓响应上海军管会号召，热忱投入“复课复业”工作中，担任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常委。两年前编就的《航空摄影测量学》迅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之卓预感到振兴中华测绘事业的宏愿即将实现，工作格外起劲。他与陈、夏三人合著的《大地测量学》、《实用天文学》也陆续出版发行，《测量平差法》重新印刷。这一整套四部测量学大学教科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部出齐，弥补了我国测绘教材的奇缺，受到测绘工作者热烈欢迎，促进了新中国测绘事业的发展。
　　王之卓清醒地看到：建设新中国急需测绘人才，旧中国留下的测绘人员以及成果成图，远不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作为一个航测专家，担子不轻啊！他勤勤恳恳，忘我地工作。1951—1952年，相继发表了《关于导线平差计算的讨论》、《介绍几种简便的测量平差方法》、《内对光测量望远镜的优点何在》等论文。又合著出版了《测量实习》、《测量工程师手册》、《平面测量教程》等教科书。
　　1952年，国家进行了第一次高校院系调整，新设了一批工学院，以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王之卓被调往青岛，参与创建青岛工学院。该校设立了两年制工程测量专修科。他被任命为该校教务长，与全校上下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在短短四年里为国家建设培养了近千名急需的人才。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王之卓仍坚持讲授航测和测量平差等课程，钻研航测理论与技术。他看到苏联的摄影测量理论有特点，特别是分工法加密对测绘幅员辽阔的国土十分重要，于是就刻苦学习俄文，翻译苏联的航测文献，与人合译出版了苏联斯基里多夫所著的《立体摄影测量学》，率先在我国介绍了苏联的摄影测量理论。该书成为我国五六十年代高等院校航空摄影测量主要教科书之一。1955年3月，新中国第一种测绘刊物《测绘通报》创刊，他应聘为编委并在创刊号发表了《航空测量在经济建设中的应用》一文。他呼吁：
　　“为了今后的发展，首先我们应该有一个统管经济建设测量工作的总的机构，航空测量工作更是需要有统一的领导。”
　　“航空测量学术与事业的发展前途是很广阔的，这就需要各方的大力推动和全国测量人员的共同努力。”
　　为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急需，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发展测绘事业。1955年春，国务院决定集中全国有关高等院校的测绘专业创办一所民用测绘高等学校。
　　王之卓担任了武汉测量制图学院筹委会委员，参加了筹建武测和测绘学会的工作，负责筹建武测的航测与制图系，还兼任同济大学测量系航空摄影测量研究生的导师。在繁忙的院系调整和教学工作中，他坚持工作不放松，1956年5月为同济大学首届科学讨论会提交了题为《根据同济大学航测实验成果作1∶5 000及1∶25 000比例尺平面图时，扩展平面摄影三角测量各种方法的精度分析》的学术报告，深刻研究了各种方法在不同条件下的应用，找到了如何在制图时选择加密平面点位的方法，推导出一些新的实用公式。苏联航测专家称赞，该报告具有重大的科学和生产意义。
　　1956年9月1日，武测建成开学，王之卓是首任航测与制图系系主任。他欣然在武测院刊创刊号上发表《向科学进军》一文，强调：“向科学进军老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这是一个较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它要求有安静的环境，要能够很好地支配时间和创造性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我们应该注意保证教学人员有自由支配的时间，精简不必要的会议和添置必要的图书及实验室的设备。”
　　国家测绘总局成立后，统筹安排了我国的航测业务，领导几个测绘分局开始用航测方法测绘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实际工作中在微分法成图方面使用的是苏联的方法。王之卓对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相对定向元素之计算，深入进行了研究，发现苏联用于山区的“瓦洛夫公式”有不足之处。他重新推演提出了新的解算公式，发表了题为《起伏地区航摄像片相对定向元素解算公式的研究》一文，并提交当年在北京召开的中苏朝蒙越五国测绘科技会议。实践证明，他提出的新解算公式之精度优于“瓦洛夫公式”。同年，王之卓又在《偶然误差累积的系统现象及其在摄影测量中的应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偶然误差累积的规律。这些理论对提高我国航测成图的精度和缩短成图周期起了重要作用。
　　为推动航测专业发展，从建校之初王之卓就狠抓教材建设。根据我国航测理论与生产实际，结合自己科研与教学的经验，他重新主编了《航空摄影测量学》一书，成为高等学校航测教科书。
　　在抓好教学管理的同时，王之卓亲自给本科生授课，做研究生的导师。许多学生听了他讲课之后深深地爱上了航测专业。他常常晚间去学生宿舍答疑，帮助学生消化课堂讲授的知识，冬天有时下雪路不好走，他就要小女儿打着手电筒陪同；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哪怕有的十分幼稚，他也总是耐心讲解，循循善诱。
　　1958年9月，受国家测绘总局派遣，王之卓出席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测量勤务会议，与匈牙利测绘学会建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1960年2月，他又参加了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有关青藏高原测图问题的中苏会谈。利用这些出国机会，王之卓尽可能了解世界的科技动态，从中探索摄影测量科学的发展方向，促进我国航测科研、教学与生产。
　　他为当时的研究生制定了六大研究方向，即电子模拟测图仪（后来的解析测图仪）设计、缝隙纠正仪设计、自动立体测图研究、电子计算机在航测中的应用、静电摄影与摄影影像质量评定。这六大研究方向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国际摄影测量科学的发展方向，而他正是这些研究课题的倡导者与带头人。他相继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推进了摄影测量的理论，促进了我国航测事业的发展。
　　1969年11月，武测被撤销，中科院测地所被改名为武汉地震大队，武测师生在农村“学农”中被遣散。不少人觉得前途渺茫，纷纷处理专业书和外语书，王之卓却悄悄叮咛大家不要丢掉航测专业、不要丢掉外语。他含着泪与老友夏坚白及师生们分别时总重复着一句话：“后会有期……”
　　王之卓被分配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改行刻中文讲义蜡纸。那时体力劳动是“再教育”的必修课，他年逾花甲也得下湖挑塘泥，张铁生式的人物还别有用心给他多装，咬咬牙，他坚持挑……此外，还得和“牛鬼蛇神”们一起学习。
　　这时候，原武测第一任人事处长杨坚调来任水电学院政工组负责人。这位当年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女战士了解王之卓和他的专业，暗中保护着他，经常用一张“婆婆嘴”替他说话：“不应该让王之卓这样年过花甲的老人干过重的体力活。他外语挺好，刻中文蜡纸可惜了，是否可以教外语？”
　　王之卓的处境逐渐得到一些改善，他被调到外语教研组。杨坚希望他能在教外语的余暇接触一些他心爱的航测外文资料，这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通晓几门外语的王之卓给工农兵学员教公共英语，他头天晚上重温国际音标和语法，第二天再上课堂教学员，讲得生动风趣，深受学员们欢迎。同时，他还被指定兼管教研组卖饭票、管互助金等琐事。这位国内外著名的航测专家从未干过这些，却干得十分认真。他那种一丝不苟的劲头，深受人们敬佩。
　　“位卑未敢忘忧国。”环境稍有改善，王之卓就又默默清点自己的专业书籍，收集航测外文资料，但却苦于不了解国际航测新动向。王之卓冒着被扣上“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罪名和第二次被打倒的危险，从老友方俊（后亦为中科院院士）那里借来外国文献资料，回到家中研读，作了大量读书笔记。此时的王之卓正如我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离骚》诗句所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1973年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我国测绘事业开始复兴。1974年，王之卓回到重建的武测，在逆境中他所聚集的力量开始发挥。他将个人处境置之度外，为航测系制定了解析空中三角测量、近景摄影测量、摄影测量自动化、数字地面模型、遥感及其应用等新的五大研究方向，并担任这些课题组的指导，亲自撰写某些研究方案。
　　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王之卓挑起给全系教师补授业务课和讲授航测新技术的担子，义不容辞重新组织学术梯队向科学进军。我国航测科学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断裂带”被王之卓衔接起来了。
　　1975年，他主持了“航带法区域网电算加密”的研究，编制的《航带法区域网平差程序》是我国最先编制出来的航测软件，为推动我国航测领域应用电子计算机发展航测生产作出了贡献。该项成果多次在全国性的培训班推广，成为我国航测生产的主要方法。
　　王之卓还开设了“航测新技术”专业课程，编著了《航空摄影测量补充讲义》。应国家测绘局要求，主编了《航测仪器资料汇编》一书。多次走出校门到全国各地讲学，介绍航测新技术……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中，他的思想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1977年出席了湖北省科学大会。不久，先后被选为湖北省科技先进工作者、全国测绘系统先进工作者、第四届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届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科学的春天里，王之卓意气风发，他决心编著一部《摄影测量原理》，满足我国摄影测量事业发展的紧迫需要，攀登摄影测量科学高峰。
　　为编著《摄影测量原理》，王之卓全力以赴、夜以继日。他告诫自己：“脱离了科研与教学实践，闭门著述是写不出有用的书的。”在教学科研之际，他“有什么体会就写下来”，装进自己宝贵的“资料袋”，积累了大量宝贵资料。他深深懂得：“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在编著过程中，他参考武汉测绘学院、解放军测绘学院等单位的教材，提炼自己四五十年来教学科研的结晶，吸收我国航测生产经验的精华，博览当代国际摄影测量学科重要文献。
　　武汉的夏天酷热难忍，当时又无空调，汗水湿透了背心，痱子爬满了胸膛，都挡不住他演算！冬季寒风刺骨，他穿起棉大衣围着围巾撰写，手冻僵了搓一搓，脚冻麻了跺一跺！艰苦的著书，磨炼着人的意志，步入古稀之年的王之卓感到其乐无穷……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王之卓感到自己一下子年轻了。他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加快了编著《摄影测量原理》的步伐，要把一颗赤子之心融于这部著作，献给新中国诞生30周年大庆。马克思说：“有才智的人总是被一条无形的线和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的。”王之卓教授的写作得到了师生的支持，人们盼望这部专著尽快问世。1979年年初，他终于写完了全书的手稿。学院动员了十几人帮助他整理和誊正原稿……
　　在举国欢度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盛大节日里，测绘出版社出版了《摄影测量原理》这部长达60万言的专著，年已古稀的王之卓教授给共和国献上了一份厚礼！这部专业化程度极深的著作，迅速成为我国摄影测量教学、科研、生产的重要参考文献，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1979—1981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对此，王之卓却说：“这本书还有许多不足，受到奖励是不安的。这本书我还准备再修改几次，争取将有较高水平的东西留给后人。”
　　1980年10月，王之卓重新被任命为武汉测绘学院副院长。11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这时他已年逾古稀。他常常说：“回想自己几十年，走的过程不觉得，到老年一想，时间过得真快，光阴丢掉太可怕，分秒不能放松！”
　　如何实现摄影测量自动化，这是国际测绘界关注的重大课题。王之卓高瞻远瞩，在中国率先提出发展“数字摄影测量”。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多次指出中国的摄影测量自动化要走数字化道路。1978年提出了“全数字化自动测图系统的研究方案”，这是一项难度极大、方向性极强的研究课题。在确定这个课题时，一些人认为起点太高，国际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王之卓教授力排疑议，他说：“全数字化自动测图，将是测量界一次方向性的变革，全世界都将走这条变革之路”；“当前是能量极大的数字计算机处理，因此，就有条件把所有测制地形图的过程尽可能地改成计算的公式”；“不能甘心保持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能总按照人家走过的路去爬”；“如果我们不下功夫研究，将来势必落后。”在方案中，王之卓明确指出：“将来的摄影测量将完全为数字测量系统所占有，在当前的遥感技术中……其原始资料本身就是已经数字化了的，这就更适合于这种全数字化的自动测图系统”；“最终信息数据的存储方面总得走向数据库一途。”他为我国展现了摄影测量学科发展的总趋势：数字摄影测量—遥感技术—空间信息系统。在他的坚持下，1980年该项目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经过多年艰苦努力，在他直接指导下，以张祖勋为首的课题组解决了摄影测量由模拟与解析向数字摄影测量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技术问题，使数字影像匹配这一国际上急需解决久攻未克的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利用该成果研制的“全数字化自动测图系统软件包”，创造性地运用了跨接法、松弛法和一维动态规划进行二维整体匹配，使影像匹配速度创下世界最高点——每秒200点，并达到实用化要求。该项目荣获1988年度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获第六届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92年起，课题组又将该项目进行产业化和国际化，至1998年春，研制的“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VirtuoZo”已经商品化和国际化，由澳大利亚VSI公司和全球20多个代理商进行国际销售，已成为中国唯一的跻身于当今世界四大同类软件产品之一，实现了我国测绘高科技产品在世界上占一席之地的理想，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至1998年又研制成功数字摄影测量系统VirtuoZo微机版本，经国家级鉴定，该产品能满足当前数字高程模型、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线划图生产的要求，可以在测绘系统推广，用于大规模的数字化测绘生产。
　　1978年以来，王之卓瞄准本学科发展动向，及时进行专业改造，使学科建设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
　　为发展我国测绘事业，王之卓在考察访问西欧期间，应邀在德国法兰克福应用测量研究所作了《中国的航测》学术报告，针对当时我国测绘界普遍把摄影测量与遥感分隔开的现象，明确指出：“摄影测量也可理解为遥感技术的一个分支”，“我们要充实这方面的知识。”他认真考察了国外测绘部门中遥感发展状况，回国后立即写出考察报告，系统论述了摄影测量与遥感密不可分的关系，指出了航测与遥感的发展方向，并提出测绘科学为环境科学服务，对我国测绘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之卓呼吁：“在教学中首先要考虑，在航测专业里增加遥感的科学知识，在武汉测绘学院增设遥感专业，恐怕是应该提到日程上来。”1980年，武测航测系成立了遥感教研室，开设了“遥感技术基础”、“遥感图像的几何处理”、“数字影像处理”等课程，开展遥感技术应用方面的研究。
　　王之卓紧跟世界高新科技的发展，明确提出了测绘科学内部各专业向综合发展的趋势，提出“人工智能”与“专家系统”在测绘中应用以及“影像信息学”等问题。这些论述对我国测绘科学的发展已显示出启迪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王之卓不顾年事已高，活跃在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界，享誉寰球。
　　面对着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技术革命浪潮，王之卓头脑十分冷静，他说：“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跟就要落后。所以，我还要补课，还要打基础。”他“老而好学”，研究前人的遗产，真诚地对待新的知识。为了更好地运用外语工具了解世界测绘学科动向，不论在什么地方，他每天早上都坚持读外语；尽管青少年时代已掌握了英、德、法文，新中国成立初又学会了俄文，但仍追求精益求精。作为老一辈科学家，他更加感到“光阴丢掉太可怕”。在会议间隙，在旅途中，在嘈杂的环境里，他手不释卷，挤时间学习。他生活简朴，最大的乐趣是啃专业书，最爱说的话题是测绘科技，最乐意去的地方是图书馆。师生们经常看到，他进阅览室读书查资料，一坐就是半天；每当换书或翻书时，总是轻轻的，很怕影响其他读者和损坏了图书；查阅完毕，又耐心地一本本按类按号放回书架上。
　　1984年朝夕相处的老伴不幸逝世后，学校党委十分关心王之卓院士的生活，按照有关规定予以照顾。王之卓却说：“我自己生活上的事，能自己解决；工作上的事，不必为我派专人，和我一起工作的就是我的助手。”
　　王之卓教授把同他一起工作的中青年教师、研究生都看成自己的助手，对他们身教言传。他常常说：“对这些助手，我的方针是：为他们创造条件，放手让他们做，让他们自己成长；我帮助他们，提倡议、出主意，和他们一起讨论，还要向他们学习；说指导者什么都懂，一切都比别人行，我不信。”在他的指导下，助手们取得了突出成就。有的助手在论文发表时写上王之卓的名字，他都毫不例外地删去。他虚怀若谷，见别的同志有独到之处，就异常高兴，不论其年纪大小、学位职务高低，都一再求教。他常说：“如果有什么王之卓学术思想，就是不断地向我的学生们学习。”
　　王之卓教授对下一代的培养已超出了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范围。经他帮助指点科研方向、审定课题、查询资料、解决疑难、批改论文的人不可胜数，素不相识的人来院求教，他都亲自答复。他“爱才、育才、不忌才”，尽管他的时间很宝贵，但用在这方面却毫不吝惜。他一直认为，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自己也会有所收获。
　　他“爱才、育才、不忌才”，把其研究生、同其一起工作的中青年教师都当作助手，言传身教，为我国培养出一批批学术带头人，组成了四代同堂的老、中、青三级学术梯队：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李德仁、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祖勋、国家测绘局副局长（前总工程师）杨凯、国家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林宗坚、国家测绘信息中心主任陈军、国家长江学者首批特聘教授龚健雅、国家长江学者第二批特聘教授潘和平，等等，都曾是他的学生和助手。他常说：“如果有什么王之卓学术思想，就是不断地向我的学生们学习。”除了助手和学生们之外，经他帮助指点科研方向、审定课题、查询资料、解决难题、批改论文的人不可胜数。他始终认为，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自己也会有所收获。
　　他一生豁达大度，清气若兰；宁静淡泊、勤勉认真。武测重建以来笔者曾多次采写他，王之卓总是说，“我做了一些事，是应该做的。对我个人赞扬之词，我愧不敢当，我认为都应该删去”。20多年前笔者最早一篇通讯曾写有“王之卓公式”，被他阅稿时划去，但有关领导审稿时又加上了，他再审稿时用废日历纸写来便条：“徐兴沛同志，再不要提王之卓公式了！”后来笔者为《中国科学家传略》著文《王之卓传略》，他审阅后写出便条：“我看过有关我的传略，很感谢撰稿人为此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我做了一些批注及改动，主要限于事实方面；至于对我个人过分赞扬吹捧之词，我愧不敢当，我认为都应该删去，例如什么‘航测元勋’、‘轰动西欧测绘界’之类”。
　　他曾多次将所获各种奖励金捐给学校，如1982年所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奖金、1988年所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奖金、1993年所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奖金，等等。1994年湖北省老区、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成立，作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与省委、省政府领导一起率先垂范，捐资800元。1996年4月，他听说学校师生“捐资修路迎校庆40周年”，责怪道：“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捐出2 000元，“表达一个老武测人的心意。”1998年获陈嘉庚地球科学奖后，他又捐5万元设立贫困大学生奖学金。他常说：“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待遇，我老了，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经济报》记者曾问他：“当年你没有去台湾，而留下来的这几十年里，挨了不少整，吃了许多苦。从事业发展上讲，你是否后悔过？如果去台湾或者国外，你在事业上的发展会更大吗？”
　　他认真想了想回答：“在日本京都，我碰到20多位台湾学者，其中不少是我的学生。我看我们的航测科学发展水平，比他们还是更高一些”，“不管政治怎么安排命运，我只想社会会进步，会往好处发展，要搞好自己的事业。” “我们学测量的人，在本身学术方面立定了基础之后，还需要有推动事业的认识与精神。”王之卓的这些话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测绘工作者。
　　1983年在他75诞辰前夕，他曾噙着泪花对来祝寿的师生代表说：“我从1934年到现在，50多年基本上没有离开测绘事业……测绘事业在国家建设上应更加引起重视，但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在国际上应占重要地位，但我们却没有做到。遗留的大问题，有待大家共同努力。我75岁不放松！ ”此后直至90华诞，耄耋之年他老当益壮，争分夺秒为我国测绘科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1998年12月16日，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在帅府餐厅举办庆祝他执教60周年暨90诞辰庆典盛会，面对中外学者、来宾和八方来的贺电贺信他深感不安，在会上致答谢词回顾从青年时代以来走过的路，特意引用高尔基的话与大家共勉：“世界上最快又是最慢，最长而又是最短，最平凡而又是最珍贵，最容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期望中青年一代珍惜光阴，充实知识，把自己的才智献给祖国。笔者触景生情，欣然填词一首：
　　沁园春贺王老之卓院士九秩华诞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武汉
　　帅府餐厅，花艳灯红，满挂贺联。喜群英纷至，芬芳桃李，众贤齐聚，几代同欢。遥感航天，敦教修学，测绘高峰奋勇攀。宗师乐，度九旬华诞，益寿延年！
　　“科教兴国”压肩，跨世纪人才猛著鞭。惕白驹过隙，宏图初展；创新开拓，四化可观；业业兢兢，勤勤恳恳，科技高新再向前。希泰斗，仍老当益壮，头雁领先。
　　2002年5月18日6时20分，93岁高寿的王老含笑辞世，他的身后，大批学科带头人挑起重担，继续他的遗志奋勇前进！